编者按:近几年,在国际经济环境复杂严峻、国内发展任务艰巨繁重的背景下,我国数字经济依然保持了较快增长。根据信通院的测算,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达到35.8万亿元,占GDP比重达到36.2%,名义增长15.6%,高于同期GDP名义增速约7.85个百分点,数字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进一步凸显。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尤其是传统行业部门数字化水平的提高,使得地区之间要素流动、资源配置、利益分配的路径和模式出现了显著变化,区域经济的空间体系结构也随之改变。基于数字技术形成的新空间体系存在哪些新的问题和风险?未来国家的经济布局如何优化以适应经济数字化转型的内在要求以及不同类型地区如何在数字经济构成的空间体系中实现更高质量的分工合作?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孙志燕对此进行了深入分析和全面解读。

问题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区域经济的空间体系结构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基于数字技术形成的新空间体系存在哪些新的问题和风险?

(一)人口、产品等要素跨区域流动减缓的趋势已显现,流动的空间格局更加复杂

孙志燕:我们用客运和货运总量的增量与GDP增量之比来衡量人口、产品在不同区域的流动性。我国客运量自2015年开始持续负增长,2019年的客运总量相比2014年降幅超过了20%;同期货运量的增速也明显下降,2019年为负增长,比2018年减少8.5%。相对于经济总量的变化,无论是客运和货运跨区域的流动性都已显现出减缓的趋势。

从要素流动的空间半径来看,2018年我国货运的平均运距比2010年下降约9.2%,旅客铁路运输的平均运距同比下降近20%,公路和民航的平均运距略有增长。从客运量减少的地区分布来看,广东、江苏、山东、四川等人口流入流出大省下降的幅度最为显著,2018年广东客运总量比2010年减少近70%,同期四川减少近60%。但同期我国公路、铁路、航空等营业里程,路网密度都保持了快速增长,如:铁路网密度与2000年相比大约翻了一番,公路网的密度同比也扩大1.9倍。由此可推断,运量和运距下降的主要原因并非交通基础设施条件所限。

在传统经济模式下,人口、产品等要素的跨区域流动,通常会随着一国经济规模的扩大、交通基础设施体系的完善而增长。但近期我国要素的流动在基础设施条件显著改善的情况下却出现了与之相反的趋势。这与我国经济增长减速和产业结构调整有关,但更主要的原因是新一轮生产方式、经济活动组织模式的变革。由于经济数字化水平的提高,发达地区工业、服务业等领域信息技术的应用更加广泛,产生了显著的劳动力替代效应,同时一些传统的服务部门和专业技术服务等服务性产品的数字化,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人口跨区域流动的需求。

(二)城市体系的网络密度增加,多中心的空间结构正在形成

由于人口、产品等要素的空间流动在新一代技术进步和产业变革的推动下出现了显著变化,区域经济的空间体系也随之深度调整。我们利用空间引力网络模型,并用地区之间人均GDP之比、百度城市间人口的迁徙数据对模型进行修正,分别测算了2010年和2018年我国35个城市在整个区域经济网络中的中心度,以及城市间的关联度。中心度越高,代表该城市在整个网络中的影响力越大,集聚人口等各类要素资源的能力越强。发现主要变化趋势如下:

一是我国城市空间网络整体中心度指数略有下降。2018年,以上述35个城市为核心节点的区域经济网络整体中心度指数为37.7%,比2010年下降约4个百分点。这一趋势主要源自两方面的驱动因素——天津、上海、广州等层级较高的城市中心度有所下降,如2018年天津相对于整体网络中心度下降约30%,而武汉、重庆、成都、郑州等中间层级城市中心度相对提高,如同期武汉的中心度提高31.2%,重庆提高27.3%。中西部区域板块中的部分中心城市在整个区域网络中的影响力正在增强,以北京、上海和广州三极支撑的空间结构逐步向多极化方向演变,城市网络体系的非均衡性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缓解。

二是城市网络体系的密度增加,城市间的关联度加强。2018年,我国35个城市构成的网络体系,其密度相比2010年提高了6个百分点,同期城市间引力值超过2.5的比例提高了40%,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之外的城市之间引力值超过2的比例提高了大约17%,中心度相对较低的城市之间的关联度也有所提高,新的区域性网络初步形成,如以重庆、成都为核心的西南地区,以武汉、郑州为核心的中部地区等。但需要重视地是,目前我国城市之间的关联关系更多表现为流向核心城市的引力远大于其向外的引力,而具有相对均衡双向引力的关联城市,如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成都—重庆等依然较少。

三是城市体系扁平化的趋势增强,层级分化和地区之间的分化愈加明显。尽管整体上我国城市体系网络的中心度有所降低,空间结构的平衡相对于上一个发展阶段有所提高,但从不同发展水平和不同区域的中心城市来看,仍存在着显著的分化。东北地区三个省会城市和大连的中心度下降更为明显,相互之间的关联度也弱于其他地区。甘肃、青海等西北地区中心城市的中心度也没有明显提高。再从城市群的维度来看,除了长三角城市群之外,在2010~2018年期间,其他城市群内部向中心城市极化的趋势不仅没有减弱,还在进一步增强。如京津冀城市群,北京的中心度提高而天津、石家庄下降;成渝城市群继续向成都、重庆极化;长江中游城市群则表现为向武汉极化的趋势。随着我国服务业比重提高、制造业比重下降,再加上各行业数字化水平的提高,势必会推动人口和产业进一步向区域性中心城市集聚,导致整个城市体系层级的减少,加剧城市网络扁平化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