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年来,全球科技创新已经进入空前密集活跃时期,新一代的数字技术加快突破应用,数字经济发展进入快车道,以移动金融、互联网金融、智能金融等为代表的带有鲜明数字化时代特征的金融新业态、新应用、新模式不断涌现。数字金融作为与信息社会、与数字经济相对应的金融发展新阶段正迎面而来,为现代金融体系注入新活力,现代金融体系建设也需将以区块链为代表的数字技术纳入发展规划。那么,我国现有金融体系发展情况如何、存在哪些不足?金融体系现代化建设该如何推进以及如何运用区块链技术建设我国现代金融体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陈道富对此进行了深入分析和全面解读。

问题一我国现有金融体系发展情况如何?存在哪些不足之处?

陈道富: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和发展,我国已初步建立了一套较为完整的金融体系。从过去四十多年的经济发展看,这套体系是适应过去经济增长需求的,主要满足了经济的资源再配置需求。但随着经济社会发展阶段转变和转型,我国金融体系的内生性不足逐渐呈现出来,既无法满足经济社会转型的需求,更无法满足高质量经济增长的需求,在资源优化配置方面的作用仍比较有限。具体而言,我国现有金融体系的不足,是相对于经济社会(新时代高质量)需求,相对于现代技术供给,相对于领域、业界和国门的相对封闭和开放状况而言的。

一是金融体系在资源配置上还存在不匹配领域,集中体现在中长期和政策性资金相对短缺。

中长期资金方面,近年来我国杠杆率上升较快,债务增长显著高于名义GDP的增长,经济越来越依赖债务推动,增加了经济运行的脆弱性。在金融上表现为股权类和中长期债务资金相对缺乏,储蓄和投资之间的转换越来越多通过债务特别是短期债务性资金完成。进一步考虑到产能过剩(供给容易提供的领域)与资产泡沫(供给提供较慢或受到抑制的领域)共存,反映新动能和新资产创造正在减缓甚至耗竭,资源过度集中于已被充分开发的领域。这显示我国金融体系在金融资源特性(期限、反映信任程度不同的股权、债权转换)转换方面存在不足或受到行政抑制。

政策性资金方面,党的十九大开启了新时代,提出七大战略,设定了近三年的攻坚战目标,经济增长要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增长。这些目标类似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项目,为了实现目标,需要在负债方配置足以保证这些目标完成的融资安排。以往,我国曾以土地出让金、地方融资平台、大量政策性业务和房地产市场的繁荣支撑着资产方目标的完成。随着我国加强对房地产、政府隐性债务的规范,提出更有社会效益的目标,资产和负债之间出现缺口,需要政策性金融体系弥补。政策性金融是商业和财政相互结合形成的混合机制,在机制有效运作前需要较长时间的磨合过程,加上财政资金和社会资金具有不同的目标诉求和考核机制,容易带来预算软约束等潜在问题,进而引发财政和货币被动增加。

二是我国金融体系的价值发现效率较低,甚至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现象。

首先,我国产业、科技和金融“两张皮”现象严重。一方面,金融体系与产业、科技的距离较远,不能深入理解,无法发现和评价其内在价值。另一方面,金融体系的信任基础高度依赖于抵押物(物的信用如房地产)和政府信用,产业和科技的内在价值也没有被金融业充分认识和利用。

其次,债券市场缺乏有效的风险收益市场,无风险收益系统性偏高,房地产市场出现“荷兰病”(the Dutch disease,指一国特别是中小国家经济体系中某初级产品领域异常繁荣而导致其他领域衰落的现象)的部分特征。一方面,在隐性担保和交叉补贴广泛存在的情况下,用风险收益和其他领域的收益补贴无风险收益,致使事实无风险利率偏高,拉高了市场平均的真实无风险收益水平。另一方面,违约事件受到行政抑制,致使风险收益市场出现扭曲,“劣币驱逐良币”现象较为严重。当违约事件真正发生时,市场就会出现极度萎缩和结构性重构。例如,近年我国房地产稳定的超高收益吸引了大量资金入场,创造出巨额信贷,挤出了其他部门的资金需求,出现“荷兰病”的影子。

最后,股票市场价值发现效率较低。市场存在大量“明股实债”安排,即使是股票,受破产退出和控制权市场不足的制约,也不能充分体现股权应有的成本。加上缺乏足够的做空和集体诉讼制度,市场波动难以反映上市公司的基本面价值。特别是本应着眼于价值与价格发现效率的制度设计,却不得不让位于更具有政治意义的“资源配置”和“市场稳定”。

三是我国金融体系缺乏风险承担的意愿和制度能力,尚未形成能够自我担责、具有“自我成长性”的金融体系。

金融体系对持牌机构过度监管,严重制约了金融机构的创新能力和自我决策、自我负责的成长空间,而大量依赖于直接的、表面的、可以免于追责的各类约束,使风险最终承担主体错置。例如,以银行为主的国有金融体系,将风险判断和承担转嫁给国家(含监管部门)及微观实体企业,尚未发展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在资本金或授权范围内自主决策、自我负责)。到目前为止,我国汇率、利率(银行无风险利差)仍可以受到一定保护,国家通过宏观管理、风险监管和价格调控,甚至隐性担保等方式,一定程度上吸收并承担了微观主体的风险。银行并不根据企业实际用款需求,而大多通过较短的贷款期限、严格的抵押物要求,将微观风险转嫁给企业。

此外,以“证明”为特征的债权文化仍是主流,以考核债权的标准考核股权投资,极大限制了金融体系的学习热情和合理的冒险精神。加上很难在事后区分到底是能力不足、腐败和利益输送还是合理的风险成本等造成的损失,国有体制为主又决定了金融业需要证明相关行为的正确性,使我国金融体系具有强烈的“保守”意愿。同时,金融监管部门以管理传统银行的方法管理所有类型的金融机构,特别是非银行金融和类金融的机构,如信托、融资租赁、商业保理等,导致这些机构的行为都不得不向银行靠拢,甚至出现“好人受罚”等不尽合理的现象。

四是我国金融体系基于分业经营和牌照准入进行管理,金融体系还没有做好适应“跨业”“跨界”和“跨国”竞争的准备。

“跨业”来看,除信托业外,主要金融行业都有一块“自留地”。“出身定终身”使大部分金融机构受制于业务边界,不利于金融机构的自我成长和演化。“新老划断”进一步带来时间上的不公平,不利于金融机构基于能力和效率的竞争。

“跨界”来看,分业经营和牌照管理模式下,更重要的是维护金融的牌照价值(不轻易创设也不轻易消灭)。由于科技公司及民间金融(准金融机构)不在金融监管部门的直接监管下,按照“法无禁止则可行”的原则演化。传统金融机构在金融监管部门的严格监管下,则遵循“法无允许则禁止”的原则。

“跨国”来看虽然我国提升了金融对外开放的水平和力度,跨境资金监管、国际业务拓展和跨境支付体系等,都还不适应现实的需求。